任某2等与任某3继承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

任某2等与任某3继承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

当事人　　上诉人(原审原告)：任某1。
　　委托诉讼代理人：郭某1。
　　上诉人(原审原告)：任某2。
　　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娄强，北京市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　　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姚传荣，北京市易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。
　　被上诉人(原审原告)：任某4。
　　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孙帆帆，北京市一法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审理经过　　上诉人任某1、任某2因与被上诉人任某4继承纠纷一案，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(2021)京0108民初54578号民事判决，向本院提起上诉。本院立案后，依法组成合议庭，进行了审理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二审上诉人诉称　　任某1、任某2上诉请求：撤销一审判决，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任某1、任某2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。事实与理由：1.案涉遗嘱系某律师事务所(以下简称某律所)根据任某3的真实意愿打印，而非由任某2打印，打印人某律所与任某3、任某1无利害关系。本案见证人喻某、魏某既不属于不能作为见证人的范畴,也不属于与继承人、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范畴。案涉遗嘱形式合法，遗嘱内容完全为任某3的真实意思，应当为有效遗嘱。2.北京市丰台区海户西里×号楼×层×号房屋(以下简称丰台房屋)售房款及利息3440128元属于遗产，应由任某2、任某4平均分割。一审中，任某4称售房款为高某1生前赠与给其，不属于遗产，但就此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。高某1生前曾患有脑梗死和多发陈旧性脑梗死等疾病，高某1于2019年11月8日出售丰台房屋是否为其本人真实意愿不得而知。高某1银行卡及身份证均在任某4处，高某1两次将售房款转至贾某1账户，是高某1本人操作，还是任某4、贾某1操作,一审未予查明。丰台房屋为高某1、任某3的夫妻共同财产，如系高某1本人转款给贾某1，该转款行为未事先征得任某3同意，任某3事后亦未予以追认，故对任某3不发生法律效力，高某1转款给贾某1属于无权处分，丰台房屋售房款仍属于高某1与任某3的夫妻共同财产，应属于遗产。3.一审中，任某2明确提出依法分割任某3名下银行账户内的存款本息，一审判决本院认为部分认定任某3留有的存款及理财，系任某3的遗产，应按照法定继承的方式平均分割，一审法院计算为78872.7元，该数额仅系法院查询当日确定的数额，但任某3名下的银行存款、理财在法院查询后仍产生利息，利息作为法定孳息，仍属于任某3的遗产，亦应由任某2、任某4平均分割。4.一审判决存在遗漏当事人诉讼请求、当事人称谓混乱的程序错误。任某1、任某2共同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，任某1、任某2分别作为受遗赠人和法定继承人有各自的诉讼请求，但一审判决书中仅列明了任某1提出的诉讼请求，遗漏了任某2的诉讼请求，在判决主文的判项中却驳回了任某1、任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，前后矛盾，程序存在错误。
　　任某4辩称，不同意任某1、任某2的上诉请求和理由。
原告诉称　　任某1、任某2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：1.判令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×2号×2号楼×2层×2室房屋(以下简称海淀房屋)按遗嘱继承分割；2.分割丰台房屋售房款(售房款金额为3440128元)；3.分割被继承人名下的存款(本息共计724472.74元)；4.案件受理费由任某4承担。事实与理由：被继承人任某3与高某1是夫妻关系。育有三个儿子，分别是长子任某2、次子任某5和小儿子任某4。2012年4月11日，任某5因死亡注销了户口，任某5生前未婚，也未留有子女。高某1于2020年1月15日去世。高某1在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×2号×2号楼×2层×2室房产中所占二分之一财产份额应由任某3、任某2和任某4继承，各占三分之一，因此任某3占有上述房产六分之四的份额；任某2和任某4各点六分之一。2021年3月6日，被继承人任某3立有遗嘱：若日后立遗嘱人去世，立遗嘱人名下全部房屋份额赠与受遗赠人孙子任某1。上述房屋内家电、家具、装修饰品等物品在立遗嘱人过世后均赠与受遗赠人孙子任某1。立遗嘱人的私人物品在过世后均赠与受遗赠人孙子任某1。任某3于2021年5月25日去世。任某3在上述房产中的六分之四份额应由任某1继承。
被告辩称　　任某4在一审法院辩称，紫竹院房屋按照法定继承平均分割。售房款不属于遗产，高某1生前已经处分，不属于遗产。存款按照法定继承平均分割。
一审法院查明　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，任某3与高某1系夫妻，共生育任某2、任某5和任某4。2012年4月11日，任某5因死亡注销了户口，任某5生前未婚、未生育子女。高某1于2020年1月15日去世。任某3于2021年5月25日去世。任某1系任某2之子。
　　位于海淀房屋登记在任某3名下，属于任某3与高某1的共同财产，现该房屋空置。就该房屋的分割，任某1、任某2认为应按遗嘱继承分割，并向法院提供任某3于2021年3月6日留有的遗嘱，该遗嘱载明：订立本遗嘱时，立遗嘱人身体状况良好、精神状况正常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，本遗嘱是立遗嘱人委托任某2打印，遗嘱中的所有内容均为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，未受到胁迫、欺骗。立遗嘱人与妻子高某1婚内有一套一76.5平方米房产，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×2号×2号楼×2层×2室。高某1于2020年1月15日去世，去世前曾留下口头遗嘱，愿意将以上房屋自己名下份额赠与受遗赠人任某1。现立遗嘱人决定，若日后立遗嘱人去世，立遗嘱人名下全部房屋份额赠与受遗赠人孙子任某1。
　　上述遗嘱中除了签名部分，其它文字均为打印形成，任某3及其见证人喻某、魏某在该遗嘱每一页签名、按手印并书写年月日(遗嘱封面除外)，任某1书写“愿意接受遗赠”的字样。喻某系任某2爱人的同事、魏某系任某2的同事，二人出庭表示老人当时思维清晰，说另一套房屋已经给付另一个儿子，海淀房屋愿意给付孙子。魏某当场宣读了遗嘱，见证了任某3签字的过程，但对起草遗嘱的过程并不知情。喻某表示现场有录像，但魏某称现场无录像。任某2表示该遗嘱是任某2到律师事务所要了遗嘱范本，与任某3商量后，任某3委托任某2打印，见证人向任某3宣读遗嘱，任某3听过之后签字捺印。当时只有见证人喻某、魏某和任某3在场，任某1未在现场。任某4对该遗嘱不予认可，认为该遗嘱是打印遗嘱，打印遗嘱应当是两个见证人在场并在每一张签名，该遗嘱的第一张立遗嘱人和见证人都没有签字，而且该遗嘱是利害关系人任某2打印的，应是无效遗嘱，遗嘱写明高某1留有口头遗嘱，将上述海淀房屋给任某1与事实不符合。另外，任某4表示任某3在2020年4月被诊断为脑梗死、认知功能障碍、行动不便等疾病，2020年9月患有老年痴呆，该房屋应按法定继承方式分割，任某2予以否认，认为普通门诊不能诊断精神疾病，并向法院提供老人的视频资料。
　　经法院查询及双方当事人确认，现任某2要求分割任某3名下的下列款项：1.任某3名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×1账户内余款定期存款两笔，分别为63578.47元、51968.9元；2.任某3名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×2账户内理财产品三份，分别为90000份(净值1.16)、322440.63份(净值1.00)、63226.27份(净值1.00)，2021年12月21日活期存款余额116673.5元；3.任某3名下中国工商银行×3账户内存款16584.97元。任某4同意按照法定继承平均分割上述款项。
　　2019年11月8日，高某1将其名下丰台房屋出售，房屋总价款349万元。2019年11月12日，高某1转账给贾某1(任某4妻子)334万元，2019年11月28日，高某1转账给贾某1100128元。现任某2要求分割上述售房款3440128元，任某4表示该房屋父母生前已经赠予，不属于遗产。任某2否认该款项系赠予，认为系任某4向老人的借款。
　　另，任某2及任某1表示在两位老人生前，系任某5和任某1照顾老人，高某1去世后，子女轮流照顾任某3。任某4认可双方轮流照顾老人，但表示任某1在2005年之后也搬走。
一审法院认为　　一审法院认为，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。本案中，海淀房屋系高某1与任某3的夫妻共同财产，任某2虽提交了任某3生前的遗嘱，但该遗嘱系打印遗嘱，根据民法典关于打印遗嘱的规定，打印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。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一页签名，注明年、月、日。见证人应全程参与订立遗嘱的过程，见证遗嘱的全套制作程序，一是在电脑上书写遗嘱，二是在打印机上将遗嘱打印出来。本案中，任某3的遗嘱系利害关系人任某2打印，遗嘱的见证人亦系任某2的朋友，且两个见证人并未见证订立遗嘱的全过程，故法院无法确定该遗嘱是任某3的真实意思，故该遗嘱应为无效遗嘱。同时结合高某1生前未留有遗嘱，故本案海淀房屋应按法定继承方式进行分割，由高某1与任某3的法定继承人任某2、任某4继承，各继承50％的份额。
　　关于任某2要求分割丰台房屋的售房款一节，根据法律规定，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。本案丰台房屋的售房款在高某1与任某3生前已给付任某4，法院无法认定该款项为遗产，无法进行分割。关于任某3留有的存款及理财，系任某3的遗产，应按照法定继承方式予以平均分割，经法院计算为738872.7元。考虑到相关银行卡均在任某4处，该款项归任某4所有为宜，由任某4给付任某2折价款369436元。
　　遂于2022年11月8日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二十二条、第一千一百三十六条之规定，判决：一、任某3名下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×2号×2号楼×2层×2室由任某4、任某2按份共有，各占50％所有权份额；二、任某3名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×1账户、中国邮政储蓄银行×2账户内存款、理财及其利息均归任某4继承；三、任某3名下中国工商银行×3账户内存款及其利息归任某4继承；四、任某4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任某2369436元；五、驳回任某1、任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
　　本院二审期间，任某1、任某2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：证据一法律服务合同、支付凭证、收据，证明根据任某3的意愿与委托，任某2于2021年2月23日与某律所签订法律服务合同，支付5000元服务费，委托律师提供拟定遗嘱的法律服务；证据二微信聊天记录及遗嘱(打印见证人版)，证明遗嘱系由法律服务所根据任某3的真实意愿打印，而非由任某2本人打印，且打印人法律事务所,与任某3、任某1均无利害关系；证据三高某12014年7月17日至2014年7月29日住院病案，该次病案主要诊断为急性脑梗死，其他诊断为多发陈旧性脑梗死、高血压病、动脉粥样硬化、糖耐量异常;2020年1月15日住院病案，主要诊断为心力衰竭，证明高某1已被诊断为急性脑梗死，转账并非高某1真实意思。
　　经质证，任某4认为：证据一真实性认可,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，律师事务所没有写日期，法人也没有签字，只盖了合同专用章并非是公章，律所应开具增值税发票。委托律所之后也证明任某2是利害关系人，帮助其全程完成遗嘱的起草、打印过程，见证人均未参与。证据二真实性认可,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。老人并未到场去律所表达自己订立遗嘱的真实意愿。老人并未手写或者是以自己的名义委托律所去打印起草遗嘱。遗嘱的起草订立打印都是任某2的妻子全程主导。在工作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并不能体现出遗嘱的内容就是任某3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，且见证人也未参与其中。证据三真实性认可,证明目的不予认可。高某1所患疾病与本案无关，即使高某1患有老年性疾病的情况下，也不能直接证明其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。丰台房屋售房款的转账行为是高某1本人在银行签字完成，一审过程中也提交了高某1本人所签署的转账凭证原件，而且是在高某1去世前进行的处分，不属于遗产，与本案无关。
　　经任某1、任某2申请，本院向中国光大银行阜成路支行调取了高某12019年11月12日向贾某1转账334万元的经办材料，其上有“高某1”本人签字字样；高某12019年11月28日向贾某1转账100128元，中国光大银行出具《业务凭证附件》，二代证鉴别仪读取联网核查已录入影像经联网核查，公民身份证号码与姓名一致，且存在照片。经质证，任某1、任某2认为：真实性认可，高某1的转账并没有征求任某3同意，在备注中没有表示是赠与，故应当表示为是借款，可以证明以上两笔转账系高某1、任某3对贾某1、任某4的借款。任某4质证认为：真实性认可，银行系统已经核实了是高某1的真实意思表示，是高某1的签字。
本院认为　　本院认为，本案上诉争议焦点为：一、任某3遗嘱效力的认定；二、丰台房屋的售房款是否属于遗产范围。
　　关于争议焦点一，按照遗嘱形式法定原则，有效遗嘱应当符合法定的形式要件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三十六条规定，“打印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。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一页签名，注明年、月、日。”本条规定通过打印方式订立遗嘱需要符合时空一致性的要求，即在见证人全程参与下，在电脑上书写遗嘱，并将遗嘱打印出来。案涉打印遗嘱的制作不符合前述法律规定，一审法院认定该份遗嘱无效，符合我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，本院予以维持。任某1、任某2二审提出案涉遗嘱系由某律所打印，任某3在微信群中表达了遗嘱意愿，亦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，对任某1、任某2的该项上诉理由不予采信，相应新证据不予采纳。
　　关于争议焦点二，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。经查，2019年11月12日、2019年11月28日向贾某1转账系高某1本人签字、操作，故一审法院认定丰台房屋的售房款在高某1与任某3生前已处分，不属于遗产范围，认定正确，本院予以维持；对任某1、任某2该项上诉请求，本院不予支持。就任某3留有的存款及理财需在本次诉讼中进行分割的金额，一审审理中已经双方当事人确认，如还存在尚未分割部分，可以另行主张。
　　综上所述，任某1、任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，应予驳回；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，应予维持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(一)项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
裁判结果　　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　　二审案件受理费37976元，由任某1、任某2负担(已交纳)。
　　本判决为终审判决。
落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