袁某、郑某婚约财产纠纷民事二审民事判决书

袁某、郑某婚约财产纠纷民事二审民事判决书

袁某、郑某婚约财产纠纷民事二审民事判决书

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
民事判决书

(2021)黔03民终7039号

当事人　　上诉人(原审原告)：袁某。
　　委托诉讼代理人：腾德强，贵州元璋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　　委托诉讼代理人：赵伟，贵州元璋律师事务所(实习)律师。
　　被上诉人(原审被告)：郑某。
审理经过　　上诉人袁某因与被上诉人郑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，不服贵州省正安县人民法院(2021)黔0324民初3195号民事判决，向本院提起上诉。本院于2021年8月23日立案后，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，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二审上诉人诉称　　袁某上诉请求：1.撤销正安县人民法院(2021)黔0324民初3195号民事判决。2.改判被上诉人郑某返还上诉人袁某彩礼48000元。3.判决本案一审、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郑某承担。事实及理由：一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。双方订婚时，上诉人年仅20周岁，本人并没有积蓄，案涉的48000元彩礼是上诉人父母所出，其中45000元是上诉人父母在订婚前三天取的现金存款，另有3000元是家中留存的现金。原审判决没有进行相关的事实认定，属于事实不清。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均已经成年，不论是同居生活、还是同居期间生育子女，上诉人父母均没有抚养或者承担费用的法律义务，原审在判决时，未考虑到彩礼是上诉人父母多年打工积蓄这一情况。二、原审判决说理不充分。被上诉人在原审的答辩理由，并没有同居生活、生育子女期间消耗使用了彩礼这一内容，也没有进行相应的举证，原审判决却以同居共同生活期间消耗了彩礼等作为“说理”径行判决，有失公允和中立。本案中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从订婚到分手，同居生活的时间仅7个多月，共同生活期间的生活开支、生育小孩的费用全部是上诉人父母承担，被上诉人获得的彩礼并未因此而消耗。人民法院另案判决被上诉人抚养小孩，是因为孩子年龄较小导致的，且判决上诉人每月支付1000元生活费，并没有损害被上诉人的妇女权益。对此，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有违人民法院中立、公允的立场，在被上诉人方没有答辩、没有举证的情况下，判决“说理”既没有事实依据，也难以令人信服。三、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，争议双方给付彩礼、同居生活、生育孩子、分手等行为均发生在《民法典》施行以前，应当适用《婚姻法》及司法解释二处理本案。此外，原审判决将“原告请求被告返还48000元(彩礼)是否合法合理”归纳为第二个争议焦点，根据原《婚姻法》司法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，上诉人与被诉人自始自终都没有办理过结婚登记，虽然订婚时上诉人没有达到法定结婚年龄，但是双方分手的原因是感情不和，并非上诉人故意悔婚，不应当以此作为没有办理婚姻登记的过错。因此，在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应当返还彩礼的情形下，原审判决用“说理”代替法律规定，属于明显的适用法律错误。
二审被上诉人辩称　　被上诉人郑某辩称，款项并非彩礼，只是订婚钱，双方在以结婚为目的的前提下给付的。款项并非全部由上诉人父母出资，即便是由上诉人父母出资，也是其义务。小孩由被上诉人抚养，开支较大，上诉人给的钱全部已经用在孩子身上。
原告诉称　　袁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：1.郑某返还彩礼48000元；2.诉讼费用由郑某承担。
一审法院查明　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：袁某与郑某相识后于2019年4月15日按风俗举行订婚仪式，在订婚仪式上袁某给付郑某48000元。在订婚时袁某未满国家法定婚龄22周岁，郑某已达国家法定婚龄20周岁。双方在同居生活期间，于××××年××月××日生育一女袁秋怡在养。后双方因为生活琐事发生矛盾分居生活，2020年7月，郑某向习水县人民法院起诉，要求袁某给付子女抚养费，经习水县人民法院判决，双方同居生活期间生育的女儿由郑某抚养，袁某每月支付子女抚养费1000元至子女年满十八周岁止。
一审法院认为　　一审法院认为，本案争执焦点：1.袁某在订婚时给付郑某的48000元是否属于彩礼；2.袁某请求郑某返还48000元是否合法合理。关于争执焦点1，一审法院认为，婚约财产纠纷中的彩礼是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，按照民间风俗习惯，婚前由男方给付女方的数额较大的金钱和物品。本案中，袁某与郑某相识后，于2019年4月订婚，在订婚时，袁某通过媒人向郑某支付48000元，其性质属于彩礼。对郑某认为48000元不属于彩礼，是一种赠与行为的辩护意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。关于争执焦点2，一审法院认为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〉婚姻家庭编的解释(一)》第五条规定“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，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，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：(一)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；(二)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；(三)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。适用前款第(二)、(三)项的规定，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。但彩礼所代表的并非纯粹的财产价值，其兼具有一定的人身属性，在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数额的问题上，应综合考虑彩礼金额、双方同居时间、共同生活情况、彩礼消耗、维护妇女权益等因素予以确定。本案中，双方虽然同居生活后未办理结婚登记，但综合考虑袁某给付彩礼后双方亦同居生活一年时间，在同居生活期间，双方生育了一女且现在由郑某抚养、袁某给付彩礼后无生活困难等情况，郑某不应向袁某返还彩礼，故对袁某的诉讼请求，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。据此，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〉婚姻家庭编的解释(一)》第五条的规定，判决：一、驳回袁某的诉讼请求；二、案件受理费1000元，减半收取500元，由袁某承担。
　　本院二审期间，袁某提交1.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交易明细清单及户口簿，用以证明案涉48000元系由其父母袁德贵、何正贤出资，被上诉人父母未承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同居期间产生的费用。2.同居分手协议及(2020)黔03民终6342号民事判决，用以证明双方系因感情破裂而分手，并非上诉人故意悔婚，且双方同居时间仅7个月。上诉人每月要向被上诉人支付抚养费1000元，不存在被上诉人将彩礼全部用于小孩开支的情况。3.微信支付凭证及微信聊天截图，用以证明上诉人及父母承担了双方同居所生子女的主要开支，被上诉人所得的彩礼没有因同居和生育子女而全部消耗。4.贵州省2020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统计年鉴，用以证明2018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716元，48000元相当于一个农村家庭5年的可支配收入。48000元彩礼是上诉人父母多年打工的积蓄，因双方不愿意继续共同生活，被上诉人应依法返还彩礼。5.三份判决书，用以证明对于未办理结婚登记，双方同居后分手是否应当返还彩礼的问题，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曾作出生效判决明确说明返还彩礼有据。被上诉人郑某认为，关于证据1，不能证明所有款项均系上诉人父母支付，就算支付，亦系上诉人父母的义务。关于证据2中的分手协议确实存在，上诉人提交的协议系其所签，但内容有所改动，其记不清具体的协议内容。对于证据3，微信支付的款项确实收到，但清单中的金额加起来1万元左右，根本不够抚养一个孩子。其怀孕、生产及带孩子期间均系使用的订婚钱。关于证据4，与本案无关。关于证据5，与本案并非一模一样，不能用于本案定案参考。
本院查明　　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。
本院认为　　本院认为，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：一、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。二、袁某在订婚时给付郑某的48000元是否属于彩礼；三、如属于彩礼，郑某是否应向袁某返还。
　　关于焦点一，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〉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》第一条第二款规定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，适用当时的法律、司法解释的规定，但是法律、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。本案中，袁某与郑某订婚、支付48000元款项以及袁某与郑某签订分手协议的行为均发生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施行前，故本案应适用当时的法律、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。
　　关于焦点二，本院认为，彩礼，系男女双方为缔结婚姻而给付的现金及财物。对于本案中袁某在订婚仪式上向郑某支付的48000元，郑某亦认可是以结婚为目的而给付的款项，故一审认定该款项为彩礼并无不当。
　　关于焦点三，袁某与郑某举行订婚仪式后，双方并未办理结婚登记，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〉若干问题解释(二)》第十条关于“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,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,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:(一)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;(二)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;(三)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。”的规定，袁某要求郑某返还彩礼于法有据。关于返还彩礼的金额。结合双方同居生活一年时间，并育有一女，必然会产生一定生活消费等费用支出的事实，本院酌情由郑某向袁某返还彩礼12000元。
　　综上所述，袁某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，对成立部分应予支持；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，但法律适用不当，依法应予改判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
裁判结果　　一、撤销贵州省正安县人民法院(2021)黔0324民初3195号民事判决；
　　二、郑某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袁某彩礼12000元；
　　三、驳回袁某的其他诉讼请求。
　　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,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,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
　　一审案件受理费1000元，减半收取500元，由袁某承担400元，郑某负担100元。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元，由袁某负担800元，郑某负担200元。
　　本判决为终审判决。
落款

审判长 吴 雨
审判员 李成波
审判员 刘娟娟
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
书记员 杨 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