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有其他不良影响的”商标的判断

2. 相关意见建议

1. 与欺骗性商标的冲突

在前述六个相关案件中，法院最终裁判的依据都落脚于误认，只是误认的内容不同。对于导致误认的标识，可以适用欺骗性标识给予保护。尤其是2013年《商标法》修改后，对“欺骗性标识”的适用进行了细化，这些其他不良影响的特殊案件类型，转而适用“欺骗性标识”的禁止性规定更具有合理性。

2. 与国家名称的冲突

涉及到我国国家名称以及外国国家名称。同我国的国家名称相同或近似，是《商标法》第十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规制的内容。同外国的国家名称相同或近似，是《商标法》第十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规制的内容。如果诉争商标虽然包含中国国家名称或外国国家名称，但整体上与国家名称不近似，能否适用《商标法》第十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、（二）项的规定，目前已经达成共识，即应当适用《商标法》第十条第一款第（八）项。

国家名称被禁止使用，根本原因在于避免国家为产品背书，避免国家名称被滥用，避免损害国家尊严。

3. 与其他不正当手段的冲突

与“其他不正当手段”的冲突，既涉及对特定民事权益的损害，又涉及大量抢注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。案例4.32和案例4.33针对的是同一公司，在相同的产品上注册的两个不同商标，但“速腾”案认定有不良影响，“DOOSAN”案认定没有不良影响。在相关案件中适用其他不良影响进行规制是否合适，参见笔者对于“其他不正当手段”的适用的论述。

4. 与在先权利的冲突

对其他不良影响条款的混乱适用，已经持续了很多年。对于损害在先权利或权益的商标注册，《商标法》已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予以规制。但由于给予在先权利或权益保护时，存在一些适用上的限制，有时候就不得已转而适用其他不良影响条款。这种法律适用方式，虽有可能实现个案的正义，但对于商标法体系性的破坏是巨大的。

    虽然有“其他不良影响的”商标的内涵和外延没有明晰的边界，但无限扩展到其他保护手段的范围之内，并不合理，这不但突破了各个法律条款特有的设立目的，还很容易造成法律的随意解释和滥用。这种情况的出现，很大程度上归咎于行政和司法裁判中“先预定结果，再寻找合适依据或理由”的结果导向审判思路。当其他具体条款无法适用时，迫不得已选择内涵和外延更加模糊的不良影响条款。

值得庆幸的是，当前的司法实务正慢慢回归到该条款设置的初衷。